王莽的爵位已经是“公”，凌驾于所有“侯”之上。然而，公爵的地位仍然在诸王之下。高祖刘邦的遗训“非刘不王”依然牢不可破，王莽既然不姓刘，显然不能封王，只能另辟蹊径。
首先，由太保王舜等人率领官员、人民等八千余人联名上书，请求：“尊王莽为‘宰衡’，位在三公之上。”这个“宰衡”是一个新发明，但有古例为本：商朝的伊尹称“阿衡”，周朝的姬旦（周公）称“冢宰”。前者曾放逐天子暂时摄政，后者曾辅佐幼主并摄政。因此，这两个称号都象征“摄政王”的位阶，如今合并为一个，以示王莽的地位。
随后，文武百官再联名上奏：“从前，周公摄政七年，国家的制度才厘定妥当。而今，安汉公辅政只不过四年，实际负责更只有两年，却已大都完成。因此，应该将‘宰衡’的地位提高到诸侯的‘王’之上。”
太皇太后下诏“可”，同时下令研究“九锡”之法。古字“锡”通“赐”，所谓九锡，就是赐给某人九种代表身份的象征物，一般包括：
赐车马；
赐衣服；
赐乐则（专属的音乐）；
赐朱户（大门用朱红色）；
赐纳陛（府邸正厅前台阶得设斜坡）；
赐虎贲百人（外出时的排场）；
赐弓矢（得不待诏命征伐）；
赐钺（得不待诏命诛杀）；
赐秬鬯（祭祀用的美酒，用郁金草酿黑黍而成）。
这些物品原本是天子专用的仪仗排场，封国君王也只有特殊恩赐才准用一两项，如今却全套赐给一个外姓臣子。自此以后，史书中一旦提到“加九锡”，即意味着权臣篡位、新王朝登场。
太皇太后王政君批准赐给王莽的九锡，与传统九锡大相径庭，包括：
彩韨（彩色的蔽膝）；
衮冕（龙袍王冠）；
衣裳；
玚琫（佩刀柄上的装饰白金）；
玚珌（佩刀鞘上的装饰璧玉）；
句履（尖端上翘的鞋子）；
鸾路（车上的鸾凤装饰）；
乘马；
龙旂九旒（有九条流苏的龙旗）。
此外，还有皮弁（盔帽）、素积（战袍）、戎路（战车）、乘车、彤弓矢（红色的弓）、卢弓箭（黑色的箭）、左建朱钺（赤色大斧）、右建金戚（金色大斧）、甲胄一副、秬两坛、圭瓒（玉酒壶）两个、九命青玉珪（青玉制的最高官位信物）两个，以及传统九锡中的朱户、纳陛，虎贲卫士则有三百人（传统的三倍）。
这些物品之前都是天子才准用的仪仗排场，如今王莽都拥有了。然而，对王莽而言，单看这些物品还不足以满足他，他志在“移鼎”，必须有“天命”。
天命是上天所赋予的，于是王莽开始“造神”。他为篡位的种种“设计”确实充满创意，这可是两千年前的事情。
王莽派中郎将平宪等为使节，携带大量金银财宝，到塞外收买羌族，要求他们主动表示“愿意献出土地，归属中国”。实际上，汉朝并没有派官吏前往，西羌部族也并没有真正献出土地。平宪等人只是离开关中地区，带回来一些地图，并依据地图讲述故事。
此次任务的最大目标是平宪等回朝复命时的奏报：西羌诸部（人口约一万二千人）首领良愿等，自愿呈献土地，并愿为汉朝藩属，成为汉朝的西方屏障。更重要的是以下对话：
平宪问良愿：“你们这样做的用意何在？” 良愿答：“太皇太后至为圣明，安汉公至为仁爱。天下太平，五谷丰登，有些麦子长达一丈有余，有的一根麦秆上能结出三个麦穗，甚至不下种却自己生出作物，没有蚕吐丝也能成茧。甘露从天降下，甘泉自地下涌出；凤凰飞到长安朝拜，神雀云集长安城。最近四年（王莽辅政四年），羌人全无疾苦，所以自愿归属。”
当然这些都是编造的，即使羌中（青海东部）四年真的安和乐利，也肯定不是因为“太皇太后圣明，安汉公至仁”。
外夷来朝还不够，还需要海内人民的歌颂。王莽派王恽等人到全国各地考察民风。任务圆满达成，回京复命，奏称“天下风俗美好”。他们还假造各地的民歌、童谣，都是歌颂王莽的功德，共三万多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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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《诗经》以来，中国人民以诗歌抒发情感，评论时政，有讴歌贤君良臣的，也有讽刺昏君佞臣的。王莽以恢复三代道统为号召，因此搞出了这一套。既然海内升平，理所当然就没有盗贼，于是司法机关没有诉讼，监狱里没有囚犯，所谓“野无饥民，道不拾遗”，是儒家“以教化行政”的最高境界。为此，王莽下令废除所有刑罚，万一有人犯法，则仅施予“象刑”。
所谓“象刑”，是儒家学者造出来的一个神话。尧舜时只施象刑，教重罪犯人穿土黄色无缝边的衣服，中等犯人穿草鞋，最轻者用黑布包头，另外还有几种不同版本。重点在于，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处罚，表示教化成功，人都有羞耻心，不会犯罪。
“象刑”还有另一层意义：王莽想将自己的形象导向“尧舜”，也就是为“禅让”铺路。
唯一的问题是，皇帝已经十四岁，年纪不小了，他想要亲政，不可能陪王莽演“禅让”大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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